|
3#
楼主 |
发表于 2009-10-27 19:10:24
|
只看该作者
南北朝(420年-589年)之初,留在松花江一帶的沃沮人(鄂温克先民)同邑娄人(穴居肃慎人)民族融合,被称为“勿吉”(“勿吉”即“沃沮”),占据了先前肃慎人、邑娄人的故地,成了肃慎文化、邑娄文化的继承者和光大者。“今辽水东北尽海滨诸地,凡林木丛杂,夏多哈汤,人马难以通行之处,皆称窝稽,亦曰乌稽,亦曰阿集。知两汉之沃沮,南北朝之勿吉,隋唐之靺鞨,皆指此也”。具体而言,勿吉的地理位置,在松花江东流段和北流段的广大地区,即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广大地区,中心区域在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的松花江丁字形大曲折一帶。而这一地域,出現了考古文化交融混合的现象,证实了古代社会民族融合情况的发生。
据北史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东夷中为强国。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瞒咄。勿吉人的七部中,从前文我们知道其中:“粟末部”、“安车骨部”肯定是沃沮人的后裔分支,即鄂温克先民,而黑水部也有可能是沃沮的后裔,其他几部则有可能是肃慎人邑娄人的后裔分支。
在历史上,勿吉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北魏延兴五年(475),他们的中一支重返中原;二是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勿吉人灭掉了称雄一时的夫余。
从物质文化的生产方式角度看,勿吉人在肃慎、邑娄人的生产基础上,农耕的比重增加了,种植有粟、麦、稷和葵,采用中原人的耦耕。作为森林民族,狩猎业仍占一定地位,在有些部落中甚至处于主导地位。他们还有了手推车,可是有牛、马,这时却不知如何使用它们。他們饲养牛、马和饲养猪狗一样,为的就是宰杀了吃肉衣皮。尤其是多猪善射,这是习自肃慎——邑娄。同时保留了他们善“捕魚”的传统,并善“捕貂”。此外,勿吉人还学会了“嚼米釀酒”。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
勿吉人学会了“筑城穴居”。房址为长方形或近方形半地穴式,斜坡门道或无门道,有的构筑曲尺形取暖烟道(火炕),这种居住文化的变迁恐怕同肃慎、邑娄人的影响不无关系。与邑娄人“常穴居”,肃慎人“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相同,并且发明了在室内构建用于取暖的火炕。他们一般用木头“筑城”。
从服饰文化上看,由于生产方式的进步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往来,服饰材料比以往更丰富了,女人们一般身穿布裙、布衣,而男人们一般是身穿猪、狗皮袍。男人的头上插一根虎、豹尾,为了显示勇敢。
至隋唐时期,鄂温克族先民粟末靺鞨人依附中原王朝(隋开皇十八年至大业八年,公元598-612年之间),其的文化发展达到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颠峰,特别是物质文化的发展。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幽州幽都县”下载:“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隋书》卷81《靺鞨传》:“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突)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北史》卷94《勿吉传》的记载与此相同。《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载:“武后万岁通天中,(粟末靺鞨)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僣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 《旧唐书•靺鞨传》称靺鞨“其国凡为数十部”。
乞乞仲象和其子祚荣就是古代鄂温克族氏族“大”(daayir)氏即柳河—大氏(通古斯—答亦儿tungu-daayir)的后代,后汉语姓氏称为“代”、“戴”姓,而“大”在古代亦读代(戴)。大氏(daayir)之“大”(daa)为古鄂温克(沃沮-通古斯)语,“原本的”、“正宗的”意思, (y)ir为“洞穴”之意,有时当词尾使用。“daayir”(答亦儿)即正宗氏族、本宗氏族之意,即后来的帝王氏族,或相当于蒙古人所说的“黄金家族”。
公元668年(唐总章元年)高句丽国灭亡后,一部分“粟末靺鞨”人,被唐朝迁到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居住。粟末靺鞨人迁居到这里后,在诸多先进因素强烈影响下,社会内部已有了阶级划分,社会获得迅速发展。公元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等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叛唐,为粟末靺鞨新贵族提供了创建民族政权的机会。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人也加入了反唐行列,事发后,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
大祚荣的父亲舍利乞乞仲象和另外一位首领乞四比羽率所部渡过辽水东归。唐朝(武则天)为瓦解东北民族的反唐联盟,在对契丹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对粟末靺鞨采用了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乞四比羽不相信唐朝有此诚意,拒不受命,结果被唐朝追兵所击斩。此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起,率所部继续东迁,降唐的契丹大将李楷固紧追不舍,至天门岭(今吉林省境哈达岭)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大败唐军,李楷固脱身败还。
公元698年(唐武则天圣历元年),突厥入寇唐朝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省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今吉林省敦化县敖东城建立靺鞨政权,以武则天封其“父”为震国公之“震国”作为国号,自称震国王。
震国建立后不久,唐中宗复位,派恃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大祚荣即遣子入侍,臣属于唐。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唐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沪卿往祚荣所处,拜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大祚荣随即去靺鞨号,同时以“渤海郡王”的“渤海”取代“震”为国号。从此,渤海作为国号和族称,见于史书。这是鄂温克民族先民建立的第一个正式国家。从此,鄂温克先民又被称之为“渤海人”,蒙元时期被称之为“渤海索伦”、“渤海乌素固”。国为“渤海国”。
渤海国公元926年(辽太祖天显元年)被辽国所灭,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鄂温克先民在渤海国长达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全面效法唐朝封建文明,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繁育了发达的民族经济和灿烂的渤海文化。
渤海国的疆域,初限于靺鞨的部分故地,至第10代宣王大仁秀时大体上在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等广大地域。渤海全盛时期,以吉林为中心,其疆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两岸,鞑靼海峡沿岸及库页岛,东至日本海,西到吉林与内蒙古交界的白城、大安附近,南至朝鲜之咸兴附近。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诸侯强国。居民以靺鞨人(鄂温克族、满族先祖)最多,还有一些高句丽遗民,还有相当比例的汉人以及少量的突厥、契丹、室韦人, <靺鞨中又以粟末靺鞨(鄂温克人)为主。
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各项手工业的生产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其中上京城,形制模仿长安,在当时已经超过隆州府成为为东北最大城市。交通相当发达,同内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
渤海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由于渤海国成员来源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从事不同类型生产的部落或民族,因而,一开始就存在不平衡。大体说来,以其上京所在的今牡丹江中游地区为界,在它以西、以南地区为夫余、高句丽和沃沮故地及靺鞨族的南部,已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文化发达;以东和东北部地区,是被兼并的黑水靺鞨、虞娄、越喜、拂涅、铁利等部所在,尚处在渔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不一致所造成的。这一状况,在渤海国存在的200多年里,未得到根本改变。
渤海区域内社会生产门类十分齐全,除了渔猎业外,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莫不有之。《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可见,当时物产丰富的状况。
农业生产,已普遍采用铁制工具。他们使用的铁镰、铁铧、铁锸和铁铲等,在今吉林省敦化县、黑龙江省宁安县及绥芬河流域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铁铧为生铁铸造,长36厘米、重近4.5公斤,说明渤海人翻土已由“勿吉”时代“田耦以耕”,发展为由畜力牵引。农作物品种也增多了,不仅有粟、麦、穄和葵菜,而且有了水稻、豆类、荞麦、大麻、苘麻和大蒜等,同时也有李、梨等水果。值得指出的是著名的“卢城之稻”,它表明渤海人在1000多年以前,已成功地把水稻栽培引种到北纬43度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仅此,足见其农业生产比勿吉时代有了长足发展。
畜牧业仍然是渤海人的重要产业,甚至是支柱性产业。渤海人普遍养猪,也饲养马、牛等大牲畜。猪以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一带(鄚颉),马以今绥芬河流域(率宾)的最为名贵。马是与中原地区贸易的重要商品,当时李正己所统之今山东半岛,“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
手工业有纺织、铜铁冶炼、金银品制作、陶瓷和造船等行业。纺织品有布、绵、紬,原料是麻和蚕丝,产地主要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县附近地区(显州)、朝鲜咸镜南道(沃州)和牡丹江中游(龙州)。据辽灭渤海后东丹每年要向辽贡粗布15万匹这一事实,知渤海地区的纺织业是相当发达的。铜的冶炼和制作也有一定规模。炼出的铜除用于制作生活用的各种器皿和装饰品外,还把大批熟铜运到今山东半岛(淄青)出卖。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以南的哈尔巴岭一带和东宁县大城子地区,是铜冶的主要地。铁的产地主要在中京显德府,显州位城县的铁最著名。已经发现的渤海时代的铁制品已近50种。渤海人也能制作金银制品。和龙县北大地、宁安县上京、敦化县六顶山等处渤海遗址,出土的金银制品有金带、金饰件、金钏、金耳珰以及大量鎏金器物和银钗等。814年(唐元和九年),他们曾向唐献金、银佛像各一。陶瓷制品近十几年在渤海遗址中出土很多。陶器有碗、钵、罐、碟、盘、瓶、缸、杯等,并发现了许多釉陶和质地优良的三彩陶。瓷器残片。在宁安、敦化及今俄国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等地的渤海遗址中,皆有发现。另外,60年代初在渤海上京故城南的今杏山乡,发现了大片渤海砖瓦窑群废墟,1980年探明有20余座。
渔猎和采集在渤海国社会内仍占有重要地位。见于史载的贵重渔猎品有貂、虎、豹、熊、罴、鹿、鹰、鲸鲵鱼、鲻鱼、乾文鱼等。采集品种类也很多,贵重的有人参、白附子和松子等,这些多是用于纳贡和交换的。从事渔猎的,主要是越喜、铁利、拂涅、虞娄等部的居民,甚至还包括渤海国主体民族——粟末靺鞨族人。因而,当渤海国灭亡后西迁的“乌素固”人、“移塞没”人、“西室韦人”,也就是那些迁移到了呼伦贝尔地区的乌古人(鄂温克先民)还能重操旧业。[29]
到了宋、金、辽时期,渤海人(粟末靺鞨、前鄂温克族)由于战争所迫,国败族亡,在后期统治者的清剿下或被迫、或自动四处迁徙,其中一部分迁徙到呼伦贝尔地区,其物质文化方面仅仅继承了先人的渔猎生产方式,并受前蒙古族的影响,学会了草原游牧的生产方式。由于国破家亡,人口迁徙,鄂温克先民文化渤海国时期的汉化过程被打断,在物质生产方式上,由于新迁入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合于农耕,渔猎采集业恢复为基本生产方式。并且,由于民族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成为征服民族和迁入地民族的附庸,因而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滞。从公元前 28年高句丽“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开始,鄂温克族的祖先向“四下逃散”,到了黑龙江上游地方的鄂温克先民,没有受到其他民族影响的部落,继承了民族历史传统,继续着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并且在清朝时期被确定为“打牲部”,那些受到蒙古民族影响的部落则在物质文化和制度习俗文化、精神文化上开始了蒙古化的进程,因此,到了11世纪那些蒙古化的部落被称为“迭儿列勤蒙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