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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人吧,1营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只好握个手榴弹什么的),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日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职责,再则恐怕就是人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一个动作,一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高度是爬了才知道的),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登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的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我的衣服。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滑落地面,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额外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这是一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到山脊上倒地便睡,对下一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我班的副班长钱进锡(山东人)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的有10名战友以上),那时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就与他们就这样永远地分离直至阴阳相隔。副班长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他是在参战前由山东某军派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来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在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宣布为阵亡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渴望生命的一种执着,与执行什么命令已经没太大的关系。我们那些还愿意去拼杀的人,硬是顺着攀登的来路,一脚一手地缓慢移动着,回到了谷底。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一步的行动。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不知道躺在地上的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如果是越南人的话,我们也不要为之欣慰,因为我们中国人冲锋的时候也和他们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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